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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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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9 18: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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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基于2017年年底学术会议的发言。      

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内容摘要】在美国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未来主导世界权力格局的经济潜力。中美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主要基于美国对双方经济实力相对变化趋势的悲观预期和回应,而非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因此中国以增强战略互信为目标的友善示好不能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和美国对华政策大方向。当前阶段,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而首先体现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中国首先面临来自美国旨在预防性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而非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更需要重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警惕美国利用中国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愿望,令中国以损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让步。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一旦被视为解决一揽子外交难题和崛起困境的要结,成为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实践的目标,则中美关系稳定向好将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反复勒索和要价的筹码,中国在周边的战略信誉和影响力也将遭到破坏。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和目标不可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与中美关系必须好亦不能混为一谈,这要求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代价进行充分评估,同时转换思维理性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避免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秉持实力原则和利益导向,展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力,并且切实将外交重点放在经营好东亚地区,中国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各取所需所得的利益交换。​​


面对守成大国,中国作为崛起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确看待中美关系的性质、准确研判中国崛起来自美国及其国际体系的主要压力所在,并基于此确定有效的对美政策和博弈策略,这对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崛起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中美两国核心竞争的是什么,中美矛盾是否能够通过努力寻求战略互信得以化解;在明确中美关系和两国矛盾的性质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剖析中国崛起所面临来自美国体系的压力和困境首先体现在什么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判断,本文将讨论在现实互动中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特别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两国政治关系“压舱”作用的有限性,并审视“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外交策略和走出“崛起困境”的战略目标的相互适配性;文章的最后部分将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自身崛起目标。​
   

一、对美国而言,中美竞争的核心在于未来主导世界权力格局的经济潜力


近年来,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出了不少外交新理念,无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始终将中美关系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官方外交表述通常回避中美关系的主导性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性事实上承认了当前中美两国作为大国竞争关系客观存在的现状,但同时强调中美应当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关系。那么,竞争与合作这两种关系究竟哪种才是中美之间的主导性关系?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塑造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果我们不能明确中美关系的主导性质,则策略上难以清晰地界定中国在构建中美关系过程中的利益排序。与此同时,合作关系的构建是两国互动的结果,并不由中国单方的美好愿景所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美国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本质,才能评估与美国构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在中国试图模糊解读中美关系主导性的同时,美国新任政府却给出了确定的回答。2017年12月18日,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该演讲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并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者”。​在随后2018年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为:“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官方的外交表态不能仅从字面理解,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比较主流的观点确实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大势。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在看待彼此关系的主导实质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其领导的政府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这样,在官方公开措辞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但其“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组合政策的推进和战略资源的投放与部署,说明美国事实上已将中国视为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主要对手。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那么在美国看来,中美核心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何处呢?现实主义者认为守成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是国际领导权,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认为是对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后两者说到底仍是国际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从历史经验和长期视角看,大国之间的权力更替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迭上,但当下的中美两国在国际领导权领域还并未形成现实中的竞争关系。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但当前中国在国际政治核心事务上的介入和影响能力尚未达到19世纪末期德国的水平,和二战结束后的苏联更无法同日而语。中美之间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权力竞争还没有提上日程,无论是联盟体系及其影响,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实力及运用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大于俄美之间的距离。俄美两国是世界上唯一一对能够确保绝对相互摧毁能力的超级核大国,而俄罗斯在中亚、欧洲和中东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盟国,更建立了集安组织这样的地区安全同盟机制,在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中心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博弈能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目前并无松动迹象,安全上追随中国的国家也寥寥无几。美国目前主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建立与美国形成竞争性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关系体系。   

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首先需要经历的阶段是大国之间国际经济地位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是未来国际领导权竞争的基础。美国并未在当下过度感受到中国的安全压力和威胁,而是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未来具备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领域给美国带来威胁的物质能力。除了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力的担忧之外,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竞争,特别是作为大国的制造能力和双边贸易失衡方面,中国在当下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核心的经济战略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导权,甚至开始畅想美国主动接受或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模式。这里,我们需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领导权进行三个层次的分解:一是世界格局中的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二是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意义上的主导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在各种多边组织中的地位;三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道义制高点,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充当的“自由世界灯塔”角色。如今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体现在:美国无疑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占尽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需要审慎和有条件地扮演“世界警察”、“自由(制度)世界的领袖”和美国理想主义者们热衷的“世界灯塔”角色。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西方“政治正确性”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冲击,包括特朗普本人的美国部分保守派认为继续挑着意识形态的道义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他们对第三层次的领导权表现得兴致索然。与此同时,对于第二层次即全球化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主导权,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美国也正在丧失领导的意愿和能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就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尽管维持全球治理和全球普世价值观意义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对美国而言,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国际领导权的实际竞争者。相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而言,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美国正在试图把权力和责任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领导责任(比如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贸易自由化和气候问题上),另一方面继续对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进行掌控。美国目前对北约等军事联盟组织的态度看似并不积极,但更多是对其盟国提高要价,让他们向美国缴纳更多垄断性质的“保护费”。

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对领导权掌控意愿的弱化,表面看为中国占据该领域制高点提供了机会。但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的军事霸权、同盟体系和美元主导地位,在这些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因此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事实上,目前在全球公共领域希望“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于中国实际担负起全球治理难题的责任棒。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际参与和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获得该领域的国际领导权,并为此投入过多资源和过度消耗国力。​
   

二、中国崛起首先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而非“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面临美国设置的“崛起困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种崛起压力可否通过塑造双边关系的努力予以化解呢?中国不少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防范,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形成猜忌与矛盾,两国应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动机,并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大国关系。​   

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中国不断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掣肘。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因此消除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威胁认知。中美关系发展遭遇的瓶颈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信任来化解。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主要不是因为对于对方的动机和行为产生了误判,而是由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引发。中美结构矛盾是基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趋势,和美国针对这一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应,美国这种回应主要不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美国基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做出预防性行为,而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向美国证明自己在主观动机上对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敌意,这种尝试和与之相应的对美让步对于增进中美关系徒劳无功。换言之,中国以增强中美战略互信为目标的努力,并不能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大方向。中国崛起必然遭遇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从而身处崛起困境中,无论中国试图与美国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互动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目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表象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而是首先体现在谁是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虽然如今的美国在一些领域弱化了自身的国际领导权,但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在未来具备填补这一角色的物质能力或与美国共享这一地位的客观实力。在霸主国和崛起国互动的视角中,权力转移理论关注的更多是安全领域的权力竞争,关于“崛起困境”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修昔底德陷阱”下大国之间可能的军事冲突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近年来不但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实践。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评论进入了中国官方外交话语,中国官方媒体也策划和组织国内外交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并为中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出各种药方。​然而,中国在当前阶段面临的主要崛起困境并非走向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和美国体系对中国的压制导致的风险主要在经济领域,而非军事安全领域。   

如今在思考和处理中美关系时,中国过于重视如何尽力避免当年德国和苏联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而相对忽视了崛起困境还包括经济追赶守成国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中国经济对美国的追赶进程,同时也是中国未来获得国际主导权要件的过程。美国要预防性破坏的是中国经济实力的继续积累,使中国丧失未来大国领导权竞争的资格。近代以来大国经济崛起失败的案例启示中,并不仅有德国和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国同时更需要重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中国在现有经济实力和所处阶段上,更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二战结束后,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都达到了美国的60%左右,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相比当年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并与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分庭抗礼的苏联,中国的处境与日本的共同特点在于,两国都未曾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都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崛起,都主要通过经济而非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追赶美国,所以日本失败的案例尤为值得中国研究和警醒。   

日本当年在美国逼迫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签署了《广场协议》,向华尔街开放资本市场,日元被迫升值,国内资本泡沫被迅速挤破,最终导致30多年经济发展的几近停滞状态。日本军事上不能实现自助,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国内政治也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难以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和利益角度在经济领域与美国进行竞争,而中国是一个军事自主、政治独立的国家,与日本情况并不相同。但中国需要从中警醒并认识到,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目前需要迫使中国经济积累的进程被阻断,而其实现手段不一定借助军事安全领域,其选项更不仅有发动预防性霸权战争或冲突。对美国而言同样存在如下选项,即利用中国急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担心美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自己进行遏制的忧虑心态,让中国在政策上以损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让步。目前,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热议如何防范和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的同时,现实情况却是,中美之间因为相对实力此消彼长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在经济领域发生没有硝烟的冲突。   

中国在面对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与美国进行互动时,中美对于两国经济关系之于政治关系的作用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中方主流认为,中美之间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更主要地扮演着两国政治关系“压舱石”的角色。​而美国决策层,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则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体现之处。中国寄希望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能够稳住和推进中美政治关系,并且基于此认为中美关系的合作本质不同于当年美苏关系的对抗本质,因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实施前提是美苏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往来,而中美之间却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然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压舱石”作用的空间是有限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或许能一定程度降低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爆发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不能缓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更无法避免中美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向。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经济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中美经济关系越密切,两国贸易失衡状态越凸显,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越发突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一再在经贸领域向中国施压,并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上升到美国安全战略高度的原因所在。即便在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方面,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能够起到的真实约束作用,也远低于中美之间核军能力的相互威慑与制衡。​
   

三、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外交策略和中美关系负面走向的重新审视


美国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防范和制衡,中国感受到来自美国施加的崛起压力。面对这一现实,国内一种比较主流的认识是,中国在崛起的关键时期,首先要极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对于中国能否崛起十分关键,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而这一思路的政策导向往往演变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使中美关系向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外交实践中成为追求的重要目标。        

中国需要首先明确,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内涵所指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和对抗,那么中国并不需要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当成外交目标经营,也能维持这一大局;除非中国不断向美国释放可以得寸进尺的错误信号,鼓励美国击穿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如果赋予中美关系大局更多理想化的内容,比如构建互利共赢的大国合作关系,那么现阶段无论中国做出怎样的诚意和友善行为,也难以达成目标。如今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不是中国单方对美示好争取来的结果,而是基于两国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相互牵制,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生态。2017年适逢中美关系破冰和签署《中美联合公报》45周年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5周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后,不少文章将当下中美关系类比1972年和1992年的情形,认为中国两度在历史重要关头选择坚定发展中美关系被证明是成功的战略,因此这仍是如今中国正确选择对美政策的样本。然而,现在的中美关系与45年或25年前的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格局和战略环境具有本质的不同,并无多少可比性和可借鉴性。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本身没有问题,但围绕此形成的各种思维误区和行为定势若主导中国外交实践,表面上或许能带来中美关系暂时缓和的表象和成就,但这将损害中国的长远和潜在利益。   

第一,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一旦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外交难题和崛起困境的要结,成为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实践的目标,中国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要极力避免在中美互动中,把稳定中美关系大局和中美关系向好变成中国对美国的单方请求和美国对中国的要价筹码。“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从中国角度的真实想法,同时表现了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观期待和外交诚意。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愿望,并非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所在。事实上,美国不但不介意中美关系变坏,而且在中国表现出对中美关系稳定向好十分期待、对中美关系紧张向坏非常敏感的信号鼓励下,中美关系的适度紧张反而符合美国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就多次通过直戳中国核心利益的痛点,对中国进行勒索。美国近期打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多年形成的默契,采取一系列动作,先是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对台军售正常化,并包括美台军舰互停互访方面的内容,进而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又明确了美台军事同盟共同威慑外敌的承诺;2018年1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要求政府取消行之多年的禁令,使美台高层“互访”成为可能。​一反多年来对台海这一中国大陆敏感关切问题的态度,一次次贸然打出台湾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下定战略决心为台独当局背书,而更多是逼迫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和朝半岛问题上对美让步的投机行为,这与特朗普上台伊始用这一手段试探后效果不俗有很大关系。在两国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动辄威胁中国要打双边“贸易战”,并对中国启动301贸易调查,也同样具有投机勒索的性质。中国若不及时打消美国投机中国对美关系求稳向好的预期,台湾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可能成为被美国反复使用以制造中美紧张气氛的策略,中国也将被对方不断重复恐吓和勒索。而且,当中国过于热切地体现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意愿,以及对中美关系紧张趋冷过于敏感时,美国不但可以重复性地实施勒索策略,令中国为避免中美关系紧张而让步,而且不必为此支付给中国任何所需的利益进行交换。   

第二,在观念上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作为统领和解决其他对外关系的要结,将其视为中美关系的附属品,认为只要中美关系稳住搞好,中国面临的其他外交难题就容易解决了,这种外交思维定势对于实力积累阶段的中国而言,潜在的伤害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将这套观念应用于对待自己的准盟友和经营周边时,一方面会像一些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鼓励周边国家两面下注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特别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不顾及关系良好的战略伙伴的利益,这将蚕食中国的战略信誉和国际影响力。大国的战略可信度首先取决于其对跟随者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取决于该国对盟友履行政治协议的可信度。在国际事务的具体处理过程中,大国的吸引力和可信度是加分还是减分,大多数中立国家看的是该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能不能为此顶住其他大国的压力,而不在于他们在看待该具体问题上与该国的立场是否一致。他们选择与大国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时,主要关注的是自己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其他大国的压力和威胁下,能不能获得保护和支持。   

第三,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和目标不可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与中美关系必须好不能混为一谈,这要求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代价进行充分评估。将中美关系在战略意义上看作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和外交实践中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甚至作为目标来经营,这是两码事。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客观现实,但美国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必须好的重要性不能混淆。中国在现实对美政策制定和具体外交行为中经常含混和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稳定中美关系是为了保证中国崛起进程更加顺利,如果不以此为前提,或与相背离,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目标本身,则是舍本求末。所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不能不计代价,而且关键是要计算和评估中国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会丧失怎样的机会成本,如果得不偿失,甚至可能延缓或阻碍中国崛起进程,则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作为策略就将与其实际应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驰。   

第四,中国需要转换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对于中美关系向坏的趋势要理性、客观地应对。一方面,中国不要高估中美关系变坏对中国的杀伤力;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互动中出现适度紧张对中国不见得是坏事。首先,中美关系出现适度紧张,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形成伤害中国的对华政策,这需要如今社会分裂的美国形成高难度的集体行动。而且,美国实施对华不友好政策和这些政策的推行能够切实损害到中国利益,两者中间还要看政策是否有实施效力。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战略恶意突破其上层分化和社会掣肘转化为具体行动,并获得理想的结果,绝非易事。其次,在美国的压力下,防范中美关系变坏和避免中国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相比后者才应该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俄美关系的互动为中国提供了明示。近年来,俄美关系看似比之前更为紧张,但这正是俄罗斯逐渐恢复地区影响力,以及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领域与美国博弈能力上升的结果。虽然俄美之间龃龉增加,但俄罗斯借机“收复”了克里米亚,阻止了北约的继续推进,避免了俄罗斯对周边控制权的滑落,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保住并增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经过几年的博弈,美国的力量逐渐被挤出了叙利亚,在乌克兰也不得不关切俄罗斯的安全诉求,俄罗斯实际战略利益因此得到了增进。同样,中美关系出现适度紧张、摩擦和扯皮不应是中国首要避免的目标,在美国压力下,为搞好中美关系,而丧失核心利益和崛起机遇更需要中国警惕和防范。归根结底,大国对外实现战略利益和增强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对于关系本国切身利益的国际事务的实际介入能力和话语权。​   

最后,面对来自美国的体系压力,中国在和美国的互动中尤其需要秉持实力原则和利益导向。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力量对中俄两个大国的态度与建制派思维相比更具有攻击性但也更为务实,他们看重并认可实力原则,不回避大国基于实力和博弈结果主导其势力范围的现实。这种功利性一方面表现在,当大国在其周边展示足够的战略意志和控制能力时,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避免美国在次要利益地带与中俄两国形成对抗;另一方面表现在,必要时可能接受有违“政治正确性”的大国间现实利益交换。特朗普政府在叙利亚的政策体现了这一特点。中国只有正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存在和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体现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力,并且切实将外交重点放在经营好东亚地区,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在该地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才能够以大国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各取所需所得的利益交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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